三昇体育客户端:奇葩说与十三邀

近期看完许知远主持的“十三邀”系列。十三位嘉宾,各自行业的成功者,截然不同的性格。其中罗胖与马东,某种程度地类似:明白人,目标明确,选择与时代合作而不是抗议,他们与“为时代痛心地唱挽歌”的许知远完全不同。

“我没那么自恋”,这是“奇葩说”主持马东回答许知远的,他的意思多少包含了:许知远以及许知远们是自恋的,他们不能忍受大众文化的粗鄙,为时代的堕落而痛心,他们向往一种深刻的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可惜有这向往的人群与陶醉于通俗大众文化的人数相比,少得不值一提。

诚然,大众文化里有鄙俗的部分,也有精英文化所缺乏的一种蓬勃生命力。比如《奇葩说》我也挺愿看的,有一些辩论得还挺逗,挺精彩。同时,我亦理解许知远,我也不认为他像有些网友说的“假愤怒”,他是个认真乃至较真的知识分子,老派的理想主义,耻于沉湎大众狂欢,期待文艺再次复兴,希望这个社会整体的精神向度往高处去一些

马东,他们读的书一点不少,当下,不和社会较真,不和“大多数”较真,愉快地和“大多数”打成一片,他们将自己的“识见”转化成资本,成为大众文化的引领者与受益者。

以下是许知远的书《时代的稻草人》中的一文,此文写于2009年。转眼过去近十年,文中提及的“中国现实”有变化吗?而他的批评是否有新获?从“十三邀”中的对谈来看,答案是否

手上的这一本《染匠之手》,一九六八年版的旧书,黑色的封皮已脱落,内页均匀地泛黄。奥登的随笔集, 一个诗人的勉强之作。

“攻击劣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品行不利,”他在第页写道,“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糟糕,而仍去评论它一个人不能不带炫耀地去评论一本坏书。”我坐在克莱尔堂的阳台上读到这句话,想为自己即将要写的文章寻找某种启发。

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 我们备感窒息。

电视上无穷尽的选秀节目,互联网空间的谩骂和煽情,名为海德堡花园的楼盘,书店里积压的成功学书籍,从《货币战争》到《明朝那些事儿》、《中 国不高兴》的畅销,再到山寨手机的扩音器中放出的流行音乐、奥运会的开幕式与拙劣的大制作电影

我们大多二〇〇〇年前后从大学毕业,接着都成为新闻记者,算是半吊子的专家,不够深刻的知识分子。

尽管对于这意义和标准, 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但我们都感受得到,眼前的社会正给人一种压倒性的印象,昔日的意义和标准都失效了, 同时一种更强大的标准到来了。

作为一本书,它不需要精致的写作和富有逻辑的结论;作为一位歌手,她不必富有创造力,只要善于模仿; 作为一位导演,他只要画面惊人,不要引人思考一家电视台和一份报纸,只要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它可以将所有的节目和版面都变成娱乐

所有的界限也都模糊了。你分不清文化和娱乐,创造和模仿,公共与私人,它们的区别到底何在,或者这种区分是否还有意义。

我记得那种批评的快感,我们列举了种种现象,然后为它们都加上了粗鄙的标签。在两杯咖啡之后,带着满足离去,似乎刚刚与一头怪兽搏斗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这些年来,尽管写过很多对当下文化的批评,但我觉得自己很难再超出前几年的描述与分析水准。我仍旧习惯排比与铺陈,将庞杂的现象罗列在一起,然后给予它们一个整体性的结论。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习惯在写作中强调姿态和立场。是的,在这个时代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立场的人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这姿态和立场本身就构成了某种内容。

但是姿态也能吞噬很多。在此刻的社会,那种公然的愚蠢和丑陋太多了,它们不断重复地出现,你可以不断地表明对它们的批评态度。但是在批评背后,却一直使用着同样的逻辑,甚至腔调。

是的,你可以从芙蓉姐姐批评到小沈阳,从东莞的白宫谈论到北京的CCTV 大火,你可以对各个热门话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你却经常发现自己成为批评对象的俘虏,“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成固执,而你批评的对象仍层出不穷,傲慢地我行我素。

正如有人评论李敖,他一辈子和蒋氏父子斗争,结果也被局限于这种斗争,他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学识、思想与想象力被笼罩在斗士的阴影之下。

抗争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但关键是你抗争的对象是否是强有力的,而你抗争的方式是否具有独特性。

那个传统强大、 绵延,很多时刻仍富有无穷的诱惑,想摆脱它,又时常被它吸引,而且在孤独的时刻,它又总是 能够提供慰藉,他精心地延展开内心的恐惧、依恋和绝望

那我试图抗争的是什么庸俗的社会现实吗?我的方式又是什么?仅仅是为它们贴上庸俗的标签,表明自己的立场吗

我从那座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厂房一样的图书馆里借到了奥登的文选。当写作发生障碍时,我总是去寻 找某种参照。奥登面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一方面,帝国蒸蒸日上,全英国都陶醉在富强的情绪中,认定钢铁和煤的产量是国家的荣耀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剧烈的变革,民主改革业已开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仅改变了政治的面貌,也改变了文化的标准,人人都在谈论一切都是平等的,再没有美与丑、高与低之分。

卡莱尔,对这种新趋势嗤之以鼻,他认定只有恢复贵族传统才能保持文化的水准,而另一些最乐观的人士,比如约翰

阿诺德站立在这两者之间,他承认新的现实已经到来,混乱不可避免,但也强调某种更高标准的指引作用,他将希望寄托在希腊与罗马文化中追求完美的精神。 不过,这一次他没给我太多的鼓舞。

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只是由一些既有的元素组成。

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接成一个强大的秩序。你在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的选拔现场,发现了某些相似;你在网络聊天室感受到的情绪,和你观察中国的城市建筑的感觉也颇有相同

当今社会令我们很多人愈发感到压抑的最重要原因,不仅是来自外在的政治或者经济压力,而是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既定思维和秩序,人们觉得除了加入它、迎合它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出路。 而我似乎也在陷入相似的逻辑。

每当在理解中国现实遭遇的困境时,我就求助于一位或是很多位思想家,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过去,大多早已死去。他们也构成一个既有的秩序。历史经常重复自身,而人们也经常遭遇相似的困境,发出的忧虑和寻找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共同的。

阿诺德的判断,不适合于这个时代 的社会?但是,我的思考也经常在这精彩引用的瞬间, 戛然而止。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理解现实社会的某种捷径,却很少想象这捷径是否真的能顺畅地进入现存庞杂的道路上。在我排列出的无穷捷径中,我却找不到那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如果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 ;人们在其中长久地生活,逐步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

我终究不能依靠阿诺德、奥登与奥威尔来面对我的现实。他们的精妙语言,有时还遮蔽了我的视线,让我放弃了自我发现的可能性。我需要耐心,需要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需要重新在每一个现象之间寻找内在的脉络并建立联系。

此刻社会的粗鄙化与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有着内在的关联吧九十年代初,也是个旧文化秩序死亡,而新文化秩序尚未降生的年代。空气中飘荡着厌倦、不确定,还有强烈的饥渴。

想想那个时候的繁多文化现象与此刻是多么相似那些身穿印有“别理我,与今日网络上的“草泥马”们, 不无类似;商业化的浪潮,诱惑着作家们关心销售的数量而不是作品的质量,人们不谈理想了,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生活似乎不存在着更高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下,一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展开了。

那是一次喧闹却失效的讨论,论辩的双方成为自己经验、自己姿态的俘虏。经历种种“伪崇高”的作家们, 放弃了对真崇高的渴望 ;而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们, 很少有自己独特的理想,他们所渴望的仅仅是一种集体式的理想,真正的个人无足轻重。

但接下来的十多年中,我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滑落 的呢人们面对一个新的商业秩序的兴起,它试图将每个人都弱化为经济人,知识分子没能回应这场巨大的变化 ;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则又目睹了一场技术革命席卷全社会,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参与,也重塑了 社会情绪。

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回应的能力,连一场热烈的争论都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系统形成了,而且它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由和喧嚣,牢固控制和无羁的状态,可以并行不悖,人们乐在其中,人们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该怎样将这些模糊的感受变成更清晰的言说呢一 场大雨刚刚过去,空气里有草和泥土的清香,我仍毫无头绪。

发表评论